[46]参见周叶中、邵帅:《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效力》,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

厘定两种教育目标及其内在关系，有助于为该条款构建清晰且自洽的规范结构，亦有助于辨识出该条款所指向的法益。[5]这种见解无疑也认识到了，将针对同一事项的权利与义务归于同一主体的规范结构，可能导致自洽性方面难题，从而试图通过法解释学的操作，将受教育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剥离开来，以消解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规范主义语境中双重教育目标的整合至此，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所分别对应的教育目标已被大体描摹出来。而形成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这一教育目标，则兼具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性质。最典型者如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8]这一教育目标兼具有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二重色彩：一方面，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是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即对特定宪法秩序和政治秩序加以初步认知，从而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观能力，[29]而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表达自由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又是宪法的题中之义，在这一层面上，它体现了教育的个体主义取向。将礼法、政治手段与教化相结合，可首推孔子。

实际上，客观上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毫无关系的教育，是很难想象的，但所谓的建设不仅体现在能够被直接感知的经济的方面，亦体现在文化等实益较为抽象的领域，因此即便是普通文化教育（而非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也与国家的文化建设息息相关。（《荀子·性恶》）荀悦从人性角度考虑，认为：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基于党对全社会的领导地位以及党在宪法理解上的优势地位,《宪法》第1条第2款中党的领导地位应当被理解为包括了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上的领导。

若认为审查建议存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启动正式的宪法解释程序实施审查,并充分吸收党中央有关机构的意见,最终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把宪法解释作为基本法解释的前置条件,强化了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避免了合宪性审查说理的苍白无力。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

这也正是我国建立四套各自负责的备案审查系统的现实原因。[42]参见范进学、张玲玲:《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阐释与宪法解释》,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在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10]参见赵谦:《羁束性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架构论》,载《河北法学》2023年第4期。参照党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间接领导宪法修改,党领导合宪性审查的方式也应当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领导。这种安排表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存在内在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的开展以对规范内容的权威认知为前提。

这两种不同面向中党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领导分别体现了我国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侧重点。如原《人民武装警察法》中有关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权的规定。[23]按照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宪法实施是相对宪法制定而言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25]从这些定义以及宪法序言最后一句的字面表述来看,保证宪法实施义务指涉的是所有政治主体将宪法文本转化为政治现实的责任。

党的备案审查机关参与合宪性审查,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终局的审查决定既符合宪法关于释宪权的规定,也满足政治稳定的需求,是当下比较稳妥的选择。其次,对于明显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如果不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所有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必要性也不是十分充足。

整体来看,区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以及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既是落实党的领导条款的重要方式,也是正确理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职责不可或缺的。(一)合宪性审查权可分性的宪法依据一般认为,我国《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合宪性审查权的依据。

[4]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党政合署的统一合宪性审查机构, [5]或者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来加以解决 [6]。[36]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意味着它可以作出纠正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处理后果,[37]这种监督行为必要的时候也可由全国人大来实施。[44]参见雷磊:《什么是宪法渊源?——基于一般理论与中国语境的分析》,载《东南法学》2021年第2期。2.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权何为保证宪法实施义务?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宪法依据在《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而党的组织法规和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主要起到的是党内自我管理的作用,与宪法的联系并不如领导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那般紧密。[8]对于合宪性审查权而言,《宪法》第1条第2款包含的党领导合宪性审查的要求是不能忽略的。

[43]在这些板块中,党的领导法规最有可能涉及党对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领导关系,以及党与各国家机构的关系、国家体制等方面,从而涉及宪法关系。按照对合宪性审查的一般理解,合宪性审查特指在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下,监督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

这是宪法在法秩序内的最高效力决定的,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决定了其规则、原则以及价值决断都要渗透到更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内容都要受到宪法的约束。[39]参见《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第24条,《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第24条。

结语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法治的践行者,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者,党如何依宪治国将是学界今后较长时期内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具体而言,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可以按照自己对宪法的理解形成有关合宪性审查结论的意见,但对宪法条文的最终解释结论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确定。

党内备案审查机关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职能作为非解释性的宪法适用,它应当是一种辅助性的审查,在充分尊重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的前提下,它可以作为提升审查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存在。[47]如何在其中发挥好宪法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一)《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规定》第11条的合宪性限缩聚焦到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宪法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释法说理的权能,而宪法监督则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告审查结论的权能。宪法条文中蕴含的宪法规范被解释出来后才能判断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反了宪法规范。

作为法治体系的一部分,不与宪法相抵触是党内法规的基本遵循。四、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初步合宪性审查职能正如学者所言,违宪审查是保证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的一项制度。

对我国而言,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责以外,还要负责法律的制定、执法检查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等工作,其工作负担本来就十分繁重,如果合宪性审查数量过多,要么, , , 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工作质量会被稀释,导致对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规范难以得到充分的审查,要么合宪性审查的时限被拉长,导致宪法救济不够及时。[15]参见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德国和美国的规范审查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16—2020年受理的规范审查案件数量大约为20—40件,[2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约为70—90件。[12]该审查案例中,有关的违宪情形实际上无需审查机关对条文背后的立法事实进行审查,只需对比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达就可确定法律条文违宪。

基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各级下位规范都应当同宪法解释相一致,如有抵触情形,宪法解释机关自然有权对其进行审查。作为实施宪法的一种具体方式,合宪性审查不仅仅会从宪法解释派生而来,同样也会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派生而来。[18]作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以宪法解释为前提。在这一审查案例中,法工委实际上对《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进行了解释,将亲子关系确认为公民人格尊严的具体内容,完成解释之后,随即明确了强制亲子鉴定与宪法法律不相符。

以合宪性审查主体是否必须具备宪法解释权为标准,可将合宪法审查权分配相关观点分为宪法解释必要说、宪法解释不必要说以及折衷说。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应当紧扣这两个基本判断来展开。

[8]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页。[25]参见韩大元、张翔等:《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26]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131页[27]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具备完全的合宪性审查职能,但由其全程负责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不现实的,由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分担初步的审查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责任编辑：景岗山)